传统的史学研究，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一篇假借《易经》之语将古往今来的史著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又分别冠以“圆神”、“方智”之精神，在史书编纂学方面阐发了其独到的旨趣。不同与刘知几的“六家二体十流”之说，章学诚的分类突破了以史书“形貌”——体例结构为标准的传统观念，从史书深入到史家，依据史家在编纂意图和宗旨上的差异，以及其所预期发挥的功用之别，提出了新的史书分类理论。分类是人类认识活动最基础最根本的步骤，对认知对象的再分类往往都潜藏着观念上的本质性变化。章学诚提出的史书分类方式，有着其必然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史学编纂方面全新的理论建构，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次转向。
《文史通义》
不论因袭也好，创新也罢，任何思想离不开其时代特有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兴盛，学者多重视古书的考证、修订，训诂文字，文献汇编，轻视自成一家之言的史书编纂，学风陈腐，难以经世致用。对出身浙东学派，重视学术现实功用的章学诚来说，考据之学自然难称其意。“纪、表、志、传”，如同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因循成例，学术失去了其本身的应有的生气：“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章氏还谈到：“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株黍较量。”(《说文字原课本书后》)经世精神强调从当下出发，学术研究贵在关注时弊，解决现实问题，而单纯的考据训诂则过于“稽古”，于当下无益。为矫时下之枉，章学诚一改刘知几以体例划分史著的传统做法，从著述之精神方面入手，特别强调了“圆而神”的撰述类史书之意义。
章学诚论及刘知几时自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所谓史法者，史书编纂之体例布局，程式规矩。刘知几的“六家二体”之说，对应传统文学中的“体类”，即注重形式、具有客观性、一般性和规范性，故言史法。所谓史意者，史书编纂之意图宗旨，精神意味。章学诚的“撰述记注”之别，对应传统文学中的“体性”，即注重风格、具有主观性、独特性和随意性，故称史意。从史法到史意的转变，其实质反映了史学批评的关注点从史著向史家的转变。钱穆评论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正有此意。“撰述”与“记注”之分，不仅在形式上对史书做出区别，更重要的是从史书编纂的意图、过程、结果，甚至是预期功用方面做出区别，明辨史家写作过程中一以贯之的风格特征，从而展现出认识论上的主体性转向。
刘知几
章学诚对史家“气质”的重视，实质上与中华传统学术气质中的艺术性特点相吻合。西方史学传统中，客观性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欧洲，19世纪史学正是凭借仿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自立其学科规范的。而“圆神”与“方智”之分，可类比于西方学界讨论的“艺术”与“科学”之别。圆神强调的是以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世界为核心，而方智强调的是以创作者面对的对象为核心。
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在西方史学批评领域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往往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应该是不掺杂任何主观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其中的过程，类似于科学实验的结果，对同一个事件的记述，似乎应该做到千人一面。因此相对固定的研究程式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只要历史学家把史料源源不断地送入这套程式构成的“生产线”上，历史知识就会被生产出来。相反，作为一门“艺术”的历史学，应该是以主观为审视标准，其创作过程中的每一笔都包含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并且崇尚“例不拘常”，反对单纯记录客观历史本体的“记注”性质的文体。所谓“体圆用神”者，正是表达了这种因事命篇的追求，反对被程式约束，实际上是为作者的主观世界投射到文本中打开方便之门。总的来说，“方智”是有序、谨严、明晰、“体有一定”，是智度，是“主客观之紧张对待”；“圆神”则是无序、模糊、混沌、“例不拘常”，是神悟，是“主客观之和谐融摄”。
章学诚强调学本于“天性至情”，而天性本于天，“性情之理甚微而玄, 非圣人之察, 其孰能究之哉。”“天性”的特点在于不可言说，与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强调的艺术性尚且有所差别。西方学术传统在古希腊奠基之初即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的学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相对静止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对于这些事物的研究才可以得到真理。相反那些变动中的事物，如人类历史，只能在实践中发挥很有限的借鉴作用，且往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所谓知识，与技艺相对，指的就是关于那些相对静止的事物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总的来说采用一种分析的思路，即使是在对主观世界这一变动不居的现象的认识，也包含了“分而析之”的思维方式，或可以称之为自然科学属性的研究方法。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认为，自然科学必须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入手，再回过头来推导出那些构成它们的要素。而人文社会学科则恰恰相反，我们所熟悉的要素仅仅是个人的态度，我们通过组合这些要素，尝试着重建复杂现象。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总的来说是分析的，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则更倾向于综合的。所以西方的历史哲学家们在回答历史编纂者的主体特征时，仍然有着明显的“分析”的倾向，多从史家具体的“思想观点”入手，把历史的相对性建立在史家哲学立场、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前理解”的不同上。而章学诚则将史家主体特征归结为“天性至情”，这种本于天的性情是不可言说的内容，只可以用移情的方法去体会，感悟。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西方史学之源
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强调史家主体性，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与章学诚的“圆神”相比，则更突显出西学的科学特质，不比章学诚之学说更具艺术性。章学诚以艺术性思维处理艺术性的问题，从形上路径切入，把历史学的相对性建立在玄妙的史家“质性”差别上，确实反映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气质差异。中国传统史学编纂虽有“秉笔直书”之客观性的价值追求，但似乎表现出的更明显的倾向则是以史解经，避免“以史害义”的社会伦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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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章益国：《“圆神方智”说发微》，《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
刘邵：《人物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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