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横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朝,先后出任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和督办铁路大臣等要职,近百年来,学界有关张之洞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清季民国时期,学者即开始搜集并校勘张之洞的生前著述,还整理、出版了一批传记资料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为研究张之洞奠定了良好的资料基础。民国年间出现了初步探究张之洞的研究论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张之洞的学术思想、政治举措和社会关系等方面。

如:郑鹤声《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教育杂志》第25卷第2、3号,1935年2、3月),陆丹林《章太炎与张之洞》(《逸经》第17期,1936年11月),徐一土《张之洞与彭一麟》(《逸经》第30期,1937年1月),胡一声《从张之洞说到前清政府的边疆对象》(《蒙藏月报》第6卷第5期,1937年2月),坚如《张文襄公治学方法述评》(《新东方》第2卷第1期,1940年11月),谢恩晖《张香涛之经济建设》(《经济学报》第2期,1941年5月),城北《论张之洞的洋务(中兴与洋务之三)》(《知识与生活》第3、4期,1947年5、6月)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卡梅伦于1938年发表的《张之洞的公共事业(1837—1909)》(ThePublicCareerofChangChih-Tung1837—1909),该文系统论述了张之洞一生的公共政治活动,特别分析了张之洞面对重大政治问题时的立场与决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研究张之洞的专题论著。例如张继煦编《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全书从教育、武备、实业、财政、币制、交通、堤防、交涉、警察、监狱等方面论述并赞扬了张之洞治鄂的功绩。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界对张之洞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张之洞被批为“洋奴”和“卖国贼”,他的洋务活动和“中体西用”思想亦被视为“尊孔卖国”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典型,有关张之洞的研究遇冷。在马克思偏重经济基础作用的解释系统之下,这一阶段的大陆学界着眼于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主要讨论了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问题,如陈滨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文史哲》,1963年第5期)中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说和陈月清在《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山东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中提出的早期官僚资本性质说。

与之相反,同时期的港台史学界开始涉猎张之洞与近代教育、金融、工矿企业,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变等重要问题,为日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这个阶段涌现出大量研究成年)、张秉铎所著《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和苏云峰所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是这一时期较有分量的研究论著,分别论述了张之洞的外交政策,评述张之洞一生的事迹,以及研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另外,王尔敏的《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大陆杂志》第29卷第1期,1964年7月)一文较早探讨了张之洞在晚清“中体西用”观念史上的位置。1971年,威廉·艾尔斯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叙述了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活动,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改革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张之洞研究开始走向繁荣,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学界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学习西方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张之洞重新进行评议和认识,学界对张之洞的评价亦日趋正面,张之洞被广泛认可为近代中国改革家和现代化先驱。

其一,为张之洞立传,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并评述张之洞的生平事迹。例如: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孙华峰、佩元著《张之洞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胡晓曼著《张之洞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孙广权、孙建编写的《南皮香帅——张之洞正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刘平著《张之洞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等等。

其二,章回、冯天瑜、何晓明、马东玉、孙华峰、王佩元、陈钧、谢放等学者亦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张之洞的研究专著,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如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通过探究张之洞所推行的湖北新政分析其经济思想,说明张之洞已经形成近代产业结构思想。

其三,通过解读张之洞的学术著作,探究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果,其中,李国祁所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作用。如:龚书铎、黄兴涛的《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探讨了张之洞与晚清儒学之间的互相影响,重点分析了张之洞为了使儒学能够与时俱进而对其进行的改造。

罗志田所著《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从知识结构、学术机构和思想表述等多个角度,解读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季士大夫面对“儒学困境”的不同举措;张昭军著《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提出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虽然在一方面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其“中学为体”的主张也在阻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日本史学界也十分关注张之洞的著述及其思想,特别是有关张之洞《劝学篇》及“中体西用”理论。

另外,张之洞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亦得到了重视。如汪婉所著《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一书,考察张之洞派出的赴日教育考察活动,认为日本教育模式对张之洞参与的晚清学制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阿部洋所著《中国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龙溪书舍,2002年)一书,亦有论及张之洞在日本影响下所生成的近代化教育主张。

除此以外,随着相关文献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出版,学界有关张之洞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研究视野亦得到了拓展。如李细珠所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就比较系统地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未刊之张之洞档案,全面分析并体现了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学界研究张之洞的论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张之洞的总体评价;二、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工业、交通业、教育、军事、法律);三、张之洞的改革举措研究;四、张之洞的政治活动研究;五、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研究;六、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研究;七、张之洞的社会关系研究;八、张之洞的外交思想和活动研究;九、张之洞的著述研究。

当然,近年来有关张之洞的研究也出现了新取向:政治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张之洞与维新派,以及张之洞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上;教育方面,重视张之洞与地方教育及具体学科教育的发展上;思想方面,试图从不同视角继续挖掘“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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