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怎么查学术热点(哪里可以看学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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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才能了解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

抓住科学研究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方法如下:

1、关注顶级科研期刊和会议:顶级科研期刊和会议通常会发表最新的科研成果和进展,因此是获取科学研究热点焦点问题的重要渠道。可以定期关注这些期刊和会议的最新文章和报告,了解当前的科学研究趋势和焦点。

2、利用科技搜索引擎:科技搜索引擎可以帮助快速地找到大量的科研论文和专利,从而发现最新的科研热点和焦点问题。例如,Google学术、CNKI(中国知网)、WOS(Web of Science)等都是常用的科技搜索引擎。

3、参加科研讨论会:参加科研讨论会可以让你与科研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和焦点问题。此外,你也可以通过参加学术论坛、沙龙等活动,与其他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4、建立科研社交网络:通过建立科研社交网络,可以结交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并与他们分享和交流科研热点和焦点问题。例如,你可以加入科研相关的社交网络、微信群等,与同行进行在线交流和分享。

1、推动科技进步:科学研究通过探索未知领域,提出新的理论和假设,为科技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学家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试验,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创新,从工业生产到医疗健康,从信息技术到环境保护等,科学研究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福祉。

2、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科学研究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医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疾病得到有效治疗;心理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务和教育;环境科学的研究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3、培养创新人才:科学研究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来推动。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可以培养出一批批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自的领域里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4、促进社会进步: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也会随之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此外,科学研究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什么是学术热点

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学术问题。以学术热点的字面来理解,是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学术问题,学术热点应聚焦到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等。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张仪列传》。

三、学术综述怎么写

学术综述写法:(1)选题: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某些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的问题;能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等。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2)搜集资料: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再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3)整理资料:综述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4)写作: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等,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四、韩南的学术研究

韩南的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瓶梅》研究是韩南最早涉足的一个汉学研究领域,当年他选择《金瓶梅》做博士论文,最后形成了三篇系列论文,先后正式发表。其中最引起学术界注意的,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一文。这篇文章探讨了《金瓶梅》的主要版本、各本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考察文字的意脉,对该书的原作和补作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勾勒。这篇文章考察的范围之广,体现的功力之深,涉及的文献之多,在当时深为学术界瞩目,现在看来,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次年,又发表《〈金瓶梅〉探源》,该文以冯沅君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渊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对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学者虽然有十数种的假说,但韩南认为诸说的证据都还嫌不足,所以仍然未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仍然应该在文献上再下功夫。就韩南本身而言,他认为要花功夫去研究《金瓶梅》的手稿是从哪里来的。比如说,晚明山东诸城人邱志充曾借给《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玉娇李》一一一部《金瓶梅》的续书,同时,邱还拥有《金瓶梅》的手稿。他的这两种手稿是从哪里来的?他与作者是朋友,还是间接认识?他希望有人能够从这条线往下追,最终找到书稿的来源。这也许是最有可能发现作者真相的途径,远比不着边际的猜测要实在得多。

小说界的另一热点《红楼梦》也是韩南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哈佛大学的讲堂上,差不多每年他都会组织师生研习班的教学讨论。在他看来,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类似于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的学者倘能找到任何一点和莎士比亚有关的材料,都会如获至宝,这种情形略同于中国的曹雪芹,所以“曹学”的出现,有其值得理解之处,是“红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合理的产物。他认为所谓“曹学”应该是和《红楼梦》有关系的“曹学”,因为曹雪芹在小说中涉及了他的许多家庭历史,有的埋得很深。在这个意义上,对曹雪芹家族的研究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小说。但如果完全离开《红楼梦》,一味向上追,甚至迫到宋元或者更久,那么对研究《红楼梦》的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过去人们主要关注了谴责小说,而言情小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韩南是通过对“新小说”的梳理研究来切入这一课题的。“新小说”是梁启超在1905年提出的概念,但“新小说”的创作本身,却不是由于梁启超提倡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已有实践,梁启超不过是敏感地抓住了这种倾向加以倡导而已。韩南对“新小说”的研究从探讨《恨海》、《禽海石》和《黄金崇》等开始,论述了这一倾向开始出现时的诸因素及其主要特征,揭示了与后来有关作品发展的关系,同时,更以对《风月梦》的个案研究,进一步说明“新小说”的特点。在韩南看来,《风月梦》是较早体现出“新小说”基本特征的作品,它不完全是言情小说,虽然可以归之于鲁迅所谓“狎邪小说”,但有很强的写实性,而几乎完全不写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月梦》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它所描写的几乎全部是扬州以及活跃其中的文人。它的出现,和扬州的通俗文化是有关系的,而联系到后来的《海上花列传》,又可以探讨上海文化和扬州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通俗文化中,青楼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明代,青楼文化在南京非常发达,到了清代,扬州的经济由于出现了大批盐商,空前兴盛,文化风会也随之有所转移。在《风月梦》结束的部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作为主人公的那个妓女从扬州搬到了上海,这是在1900年前后的事,那么,在世纪转折之际,这一件小事,是否标志着通俗文化的中心由扬州转到了上海呢?韩南的这一看法非常重要,其由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方法也值得借鉴。

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一书中,韩南大多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去研究中国小说,因为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研究近代文学常常显示出独到的功力。比如说“‘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这“声口”二字,如果不是非常熟悉古代小说话本的叙述人,很难想象出用这样的名词来指涉。细想之下,“声口”要比研究小说通常所用的“视角”丰富得多,它体现在“听”上。正是这一“声口”,沟通了西方叙述理论与中国小说传统。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通常都把眼光注视在1898年以后的小说变化,把这时的小说变化视为外来影响或者政治变革的派生物。韩南则不然,他发现中国近代小说不是派生的,“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9世纪作者既富有创造力,又充满实践精神”。正是从现代性小说的叙述学入手,韩南发现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的“个人化叙事”,“在以前的中国小说里,还不曾有过如此生机勃勃、肆意渲染、滔滔不绝的叙事者!”他赞美《花月痕》是“个人化的口头叙事者的著名小说”,指出它有多条故事线索,很“像南戏传奇从巧妙的场面并列中派生出另外的意思”。这部小说的章回常常是独立自主的。韩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筹时间、地点和冲突,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咄咄逼人的叙事者”。

《花月痕》曾经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小说,曾经开了民初一代小说的风气。郑逸梅把《花月痕》列为他最喜爱的小说,排名还在《红楼梦》之上。民国小说家徐枕亚、张恨水等都对《花月痕》评价极高,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它的影响。对于《花月痕》在中国小说近代转型中的作用,中国内地学者至今未能深入研究,韩南教授是最早发掘它在叙事学上的现代意义的学者,对《花月痕》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中国内地的学者过去在观念上受费正清“挑战—应战”理论影响,在研究近代小说时往往偏重于研究外来影响,把近代小说的转型视为受到翻译小说影响,是受到外来影响后回应的产物。韩南教授在观念上更加注重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注重发掘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如何在近代发生演变,如何吸收自身的资源,产生新的创造。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影响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韩南教授在大量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外来影响做出新的探索,大大提前了中国小说接受外来影响的时间。韩南教授发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创作小说,用来启蒙传教,这些小说糅合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基督教思想,他们中有一些作品还把读者对象定为儿童,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小说。探讨这些中文小说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以往为中国内地学术界所忽视。韩南的治学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他的考证功夫。他的许多著作基本上是考证,他所选择的课题,往往都是他经过仔细爬梳,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得来的,有许多文献,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使用,才开始为学术界所知道。如探讨《醒世恒言》中《李道人独步云门》一篇的渊源时,韩南从版本到内容和艺术,详细考察了明代的说唱文学《云门传》,指出这篇作品是韵散结合,而散文部分特点明确,叙述也特别动人,尤其在叙事技巧上,讲故事时设想有听众在场,而结束时则有类似预告的交待,这使它在许多方面类似明代的通俗演义。通过对比,韩南指出,《李道人独步云门》正是从《云门传》发展而来的。又如明代戏曲选集《乐府红珊》,指出这部书的内容是戏曲而不是陶真,而且其中有不少种是孤本。这一发现,不仅使得许多长期湮没的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对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韩南又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例如他探讨《云门传》和《李道人独步云门》之间的关系,是要解决小说史上小说的产生和其他文学式样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作品的流传和接受提供另一种可能。而他把西方的叙述学和喜剧理论等运用在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中,对中国读者来说,又提供了另外一种新思路。

第二点是他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所谓西方文学理论,主要是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叙事学在西方源远流长,在亚里斯多德的名著《诗学》中已有涉及,到了20、3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少学者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对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叙事单位、总体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本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是进一步繁荣,出现了多种学派,多种理论,其中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与其用故事情节来衡量作品的性质和类型,不如用人物形象,即主角行为能力的大小。韩南对弗莱的理论加以概括后,把小说作品划分出一个等级序列,比如超出普通人及其环境的,主角是神灵;超出了普通人和他本人的环境,就是传奇中的主角;超出普通人但受自己环境限制,就是高模仿型,是史诗和悲剧的主角;既不能超越他人,又不能超越自己的环境,就是低模仿型的普通人,是喜剧和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角;而如果在能力和智力上低于普通人,则这个主角就是个反讽型(ironic)。韩南又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一书里,借鉴包括弗莱在内的卢伯克(Percy Lubbock)、英加登(Roman Ingarden)、巴特思(Roland Barthes)和布思(WayneC.Booth)诸人的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分析学纲要,即说话者层次、焦点层次、谈话形式、风格层次、意义层次和语音层次。韩南有意识地调和各家学说来建立自己的叙事学体系,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中是一个创举,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文学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古典小说的实际情况作了应有的调整。

1、《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美]韩南著、徐侠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2、《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美]韩南著(Patric Hanan)、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3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3、《创造李渔》,[美]韩南著、杨光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2010年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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