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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本质：中国哲学怎么“做”
“做中国哲学”意味着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无论是西方哲学强势下的学术焦虑，还是中国复兴背景下的学理独立，这一方向已然凝聚为中国哲学研究中共性化的问题意识。在“自立吾理”的旗帜下，不同形态的哲学探讨异彩纷呈地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生机勃勃且不乏紧张的学术生态。
中国哲学怎么“做”？西方哲学深厚的历史脉络以及西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传统，是自主之路上无法回避的他者。某种意义上，他者构成了我们自身的血肉。因此，理解陈少明的“做”，首先要将目光投注到他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反思上。陈少明深受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反本质主义”的探讨构成了他唯一的西学论著。因此，经过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论证的“理想型”方法，成为“做中国哲学”的重要方法论资源。这一影响体现为以下角度：（1）本质主义的哲学路径得到了质疑与解构，大全一体、结构森严的哲学体系在后现代哲学中被拔除根基。那么，中国哲学的自主道路是否还要照搬以范畴概念与逻辑论证为中心的体系性形态，不断经受削足适履式的范畴错置？中国哲学的崛起是否必须建立起更具统摄性的、一本大全式的理论体系，对西方哲学进行反制性的判摄？（2）随着由“理想语言”到“日常语言”的转变，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出发点由理论转向了生活。具体的生活现象是离散的、鲜活的、非演绎性的，这与中国哲学“日用切己”的生活化特点和“铿然舍瑟”的诗意气质内在呼应，也对古典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再度契合提出了新要求。（3）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对韦伯的“理想型”理论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基于价值参照的“理想型”与“语言游戏”一样，都揭示着某种认识的可能性，而非规范性。由此，“做中国哲学”也就成为不断突破定式、开启新可能性的过程。
在这一哲学背景下，陈少明对中国哲学史与古典学术传统的反思带有了内在的解构性；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毋意毋必”的狷者气象。对那些坚硬强势的、寻求必然与定解的学术形态，他似乎抱有不以为然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去必”，既要避免其他学科对哲学研究的坚硬影响，也要反思哲学与哲学史研究中的固化与“成心”。就前者而言，从乾嘉朴学到胡适、傅斯年，语文学成为义理研究的基础方法：以训诂考证寻求溯古的确定性，在本字本义的探寻中不断剥去后代涂抹上的色彩，显示出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如果哲学研究只是把思想阐释不断还原为原始的语义事实，思想的创造力也就遭到了遏制。因此，陈少明将这种语文考古的路径称为“确定性的陷阱”。在语文学之外，以思想史为代表的“外在解释”是另一条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学术路径。当哲学思考被历史性地归因于对具体事件的回应，或是受限于裹挟着特定利益背景的思想动机，也就意味着哲学的工具性与被动性。因此，哲学还是要以“内在解释”为本位。可以说，对语文学和思想史的反思，是在消解“文字本质主义”和“历史本质主义”对哲学自身的强制影响，从而保证中国哲学的独立之路。就后者而言，在哲学与哲学史自身的世界中，最需要反思的是以概念范畴为基本单元、以框架体系为学术结构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一范式是西学本位的产物，与中国哲学的历史面貌和思想趣味不乏隔膜。随着这一路径的强势与固化，经典世界中丰富多彩的思想风景被不断地障蔽起来。正如陈少明反复强调的那样，哲学不是固定的范畴与命题的结合。“特别是像《论语》《庄子》之类叙事性很强的文本，教科书中对之反复辨析、推究的概念，如仁、礼、心、道等，在原文中并非精心界定的范畴，而是镶嵌在许多不同的叙事片段中的字眼。同时，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或情节，则很可能由于没有关键词的出现，而没有进入哲学史家的法眼。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造成的局限。”（陈少明，2015年：《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12页）从基于概念范畴的哲学范式中突破出去，从坚固的西学影响中挣脱出去，这是“做中国哲学”的关键性一步。
二.游观与风景：经典世界中的诗意图景
出走与突围并不表示问题的解决，但这个问题并未给陈少明带来太多困扰。对他而言，“出走”并不是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从一种本质转向另一种本质。在他看来，既然摆脱了定式与固化，何妨在经典世界中自在游观？“游”与“观”是一组密不可分的行为。“游”让人想到《庄子·逍遥游》，它也与“语言游戏”默契，意味着自由的立场与多元的可能。“观”与看、望、见、视不同，是一种视野深远、角度多样的视觉行为。“观”既来自同一视角下对象的变化，也可以围绕对象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在多角度的观看中获得深刻透彻的见解。正因如此，人生、世界、价值、是非、幸福、爱情这些大词，在构词时只能与“观”相配。对陈少明而言，“做中国哲学”正是一场“游观”之旅——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器，随着学术视角的不断变换，在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的多重“理想型”被淋漓尽致地豁显出来了。
“人”是中国思想传统的中心，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虚拟的人，都意味着思想的鲜活。脱离了具象的性格、情绪与生命质感，抽象的范畴框架不免成为干枯的理论教条。缺乏“人”的哲学史写作，甚至已侵蚀到“评传”这一体裁，让不少思想家的评传难以卒读。“事”是哲学与历史的交点，也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反思起点。无论历史事件还是思想史事件，对它们的思考都指向了思想的深切与昭明。人物关系更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视域，无论“格物”还是“齐物”，对“物”的反思推动着知识的产生，“观物取象”更隐喻出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原则。“物”统摄了“器”，对“器”的哲学反思不但涉及人与文明的根本命题，在“道—器”的重心移易中，更体现出理念与经验、思想与实践、人性与制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联，并借由科技的意义，成为哲学思考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桥梁。
“做中国哲学”的游观之旅，是一个不断探寻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思想特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理想型”的过程。当中国哲学从范畴框架中游走出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随之彰显。“用抽象概念与用具体叙事提供的经验不同，就如一束干花与连根带泥捧出的植物的区别一样。哲学地思考这些经典的叙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用概念的标签把它标本化，就像把鲜花制成干花。另一种就是培植它，维护它的鲜活，不仅看到花或树的姿态，还要从中想象视野更宽的风景。”（同上，第144页）这种鲜活的风景，意味着不断拓展的哲学视域、情理交融的哲学心态，意味着思想与经验、抽象与想象之间贯通无碍，意味着古典与当代的息息相关。总之，游观风景不是“圈地运动”，也不是建造坚固的思想城堡，而是富于诗意的思想尝试。陈少明的作品中没有太多层叠繁复的长句，也鲜见铿锵切齿的惊人之笔，而是时有生活化的譬喻、智慧透达的隽语，这与此种气质密不可分。在汉语中，“做”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泛动词，它既可以指宏大事业的建构，也可以指艰辛劳苦的工作，还包含了那些亲切怡人、无拘无束的活动方式。对陈少明而言，“做中国哲学”的“做”，也许更偏于后者。
三.什么是“观”：根基性与体系性的维度
“对谈”不仅需要互相理解和赞赏，也要有相应的批评。对于思想堡垒的坚守者，无论能否中的，批评之箭都不难射出；但对于哲学风景中的游观者，反而不知如何弯弓搭箭。整体性的坚硬批评，很容易带有“本质主义”的特性，在方法论的源头就能被消解；具体性的质疑，则好像在指责作者“为什么看到这朵小花，而不是那朵”一样，不免有些矫情。因此，本文的批评，不过是沿着陈少明的路径提出进一步的期待，它们也都与对“观”的理解有关。
第一，“人、事、物、器”全面地让哲学走出范畴，但这种出走呈现的是多元的可能性，而不是新的根基性。在中国哲学的世界中，概念范畴是城市与村落，这是地图上的基础坐标；丰富多彩的观念，则是山水、池沼、林泉——优美的风景固然惹人心动、贴近生活，但毕竟难以成为中华民族人文思考的底层结构。对“做中国哲学”而言，如何把握中国人独具特色的、根基性的思想单元，恐怕是一个根本挑战。无论“事”“物”还是“器”，生活与经验的视域可以展开丰富的形而上学论说，但就其思想统摄而言，尚不足以和“仁学”“道体”这样的基本范畴相比。想要在范畴之外建立思想根基，真是一个难题！这需要进行一种本源性的思想探求。也许，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能够提供某种线索：语言文字产生于范畴之先，是哲学思考的温床；语言文字的沿革与应用，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的“观”首先要“观象”，而这恰恰是汉字创制的基本规律。在这里，对“观”的理解不仅是自由游览，更有追溯源头的意味。思考先民奠定的人文符号之“观”的特质，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哲学的开启，同时对思考中国哲学根基性的意义单元具有启示。其实关于语言和哲学的关系，陈少明的理解也是不断发展的，如他曾指出训诂可以成为“解蔽”的基本手段，也能在语义的不断理解中揭示更根本的思想特质，我们期待对这种“根本的思想特质”的进一步开掘。
第二，“观”是自由开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体性的统系；在狐狸和刺猬之间，也并非只能二选其一。《说文解字》将“观”释为“谛视”，这个解释含义甚深：“谛”是审谛，犹如禘祭一般昭穆清晰、宗法森严，是“帝者，谛也”的自上而下的统摄。在多样性的层面，“观”是自由的；在整体性的层面，“观”又有内在的秩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论观鸟还是观鱼，它们都是自在灵活的生生之物；但倘将视线充分放大，在天地宇宙的大观中，一切事物又共同形成了自组织式的天道与天理。如果效法章太炎先生，用训诂解释佛理，那么在“观自在”一名中，“观”既是对真如自性、法尔如是的彻悟，也是对无尽缘起、帝网森严的遍知。既然“观”意味着自由与体系的统一，中国哲学的独特风景也就不止于魏晋的山水诗，还有可能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在两汉大赋秩然有序的图景中，包含了繁复博洽、光怪陆离的天地万象，其现象与经验的丰富，甚至让人不能尽识其字。其实，对于这种统一性的认识，陈少明在言说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关系时有颇为精彩的见解：“不是弃大从小，走狐狸的路，而是用具体充实抽象。这个具体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即不仅注意对象的普遍性，同时把握对象的特殊性。通过一层层的深入，揭示对象独一无二的性格，让对象生动起来。”（陈少明，2004年：《等待刺猬》，上海三联书店，第29页）在他看来，在一个“满街都是刺猬”的时代，刺猬反而容易被迅速遗忘，特别是那些踌躇满志的“超级刺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要当狐狸，而是要做一只拓展可能、贴近生活的刺猬。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不断期待这位游观者所构建的“做中国哲学”更恢宏完整的思想殿堂。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10期。“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笔谈”专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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