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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李天成以及振国军的出现，武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已大大降低，实际上首义的意义已被二十几天前的李家军攻占苏南取代，真正取得成功的首义已不是武昌起义，而是苏南事变，在次之前孙中山等人在各地也已进行了十几次起义，但终因为准备不足等各种原因宣告失败。自从苏南事变之后，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活动日益频繁了，他们这一段时间内深刻总结了一下此前起义为何总是失败的原因，归纳出是因为历次起义都未能广泛发动国内民众和士兵阶层起来反抗，响应者寥寥无几，所以数次起义最终都只能在局部形成一定的成果，最终都没有能向全国推展开来。这次振国军异军突起，使得革命党人更加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很多，他们没有振国军这样独立的私人武装力量，独立的财政支持，独立的兵工厂和学校等必须的资源，只能依靠挖墙脚，策反新军之中的中下层军官，使新军的将士为己所用，起义费用来源也是通过海外捐款，私人赞助等手段，七借八凑起来的，随时都会出现亏空，而导致弹尽粮绝的被动局面，所以每次起义都在局部就被扑灭。这次革命党人看到四川、湖南等地皆已混乱不堪，加上苏南、浙江风云突变，此时正是将水搅浑的绝佳历史时机，如果此时不起义，那将失去一个极佳的历史契机，武昌起义由此而生。苏南事变之后，黄兴等人已秘密潜伏至武汉数日，策划了很久，才选择在十月二日这一天发动了起义，这一天离振国军平定浙江不到一周时间。革命党人这次放弃了在边陲省份进行起义的策略，直接将起义的地点选择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企图直接从中心位置捣碎清王朝的脊梁骨，然后向周围辐射到全国各地，历史证明，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这一策略是对的，武昌起义取得了最佳效果，但此时却也已成为了苏南和浙江事变的陪衬，在国内推翻清廷的起义的斗争之中，地位大大下降。风雨欲来以至于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的报纸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表现出过分的惊讶，国内外的反应也没有原本那么剧烈，但清政府的反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此时感到了火上浇油的揪心感，南方本来已大乱，没有一个省是安宁的，此时再生事端，一股气数已尽的态势初步展现了出来，深深压在了清廷统治者的心头，让他们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摄政王载沣等人正在焦头烂额地讨论着应对之策。经过多方激烈争论之后，载沣却找不到合适的军事将领出来主持大局，最后无奈只好听从了朝臣的建议，决定让被他以足疾为借口，开缺回原籍的袁世凯重新出山，执掌北洋六镇精兵。而袁世凯也像历史上那般，故作姿态地拒绝了载沣等人的好意，称病不出，随后在朝廷旨意再三下达之后，才不紧不慢地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执掌北洋精兵，准备重新排兵布阵，应对南方自上而下，由东到西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当苏南事变发生时，清兵的反应较为迟缓，因为当时真正当权的皇亲国戚，能打仗的寥寥无几，若是袁世凯早点出山，或许李天成的压力会大上许多。但袁世凯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真小人，他根本不可能为了清廷做出舍生取义的事情，因此他的出山，并没有给武昌起义带来灾难性的恶果，也没有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而是在袁世凯的纵容之下，各省随后纷纷崩溃，清政府一路倒台，一发不可收拾，试想如果袁世凯真的卖力发兵攻打革命军，恐怕革命党人没有那么容易就取得胜利，很可能又会上演一次曾国藩对洪秀全的剿灭战，而革命军的命运则不容乐观。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国内的混乱局面，已远不能与太平军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袁世凯也是聪明透顶的人物，审时度势、笼络人心是他看家的本事，但此时袁世凯的立场还站在清廷一边，虽不是心甘情愿，但姿态还得摆在那里。关于武昌起义，此前革命党人曾经为在广州，还是在武昌发动起义，发生过较大分歧，反对武昌起义的人认为清兵从北方调兵至湖北，可朝发夕至，这样对于新生的革命军而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支持武昌起义的孙武等人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武汉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可谓械精饷足之地；且武汉又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粮秣运输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一带，传檄可定；而湖北由腐败官吏瑞徵当道，他此前竭力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引起民愤滔天，又同皇亲国戚载泽等人表里为奸，国人早已痛恨他们的逆施倒行之举，倘若义旗一旦举起，全省百姓势必都会积极响应。从兵力、武器、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优越条件来看，是广州无可比拟的，最后的结果证实，选择在武昌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次武昌起义与历史上略为不同，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未变，主要过程也差不多，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惟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的号角吹响之后，革命军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日3上午，武昌全城已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李天成在十月三日上午，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公告，表示对武昌革命军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姿态，因为自己此前一直贯彻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积极合作的政策，不过他心里十分明白，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既联合又打击，三国时，孙权与刘备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需要对方时就把酒言欢，抱成一团，不需要对方时，就一脚狠狠地踹在地方的脊梁骨上，反目为仇，大打出手，李天成和孙中山同样都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李天成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些列应对策略，因军务而无法到场的将领皆通过电传转发了会议内容和决定。袁世凯出山比历史上更加快速，清廷在十月三日上午便颁旨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拒绝后，清廷连下三道圣旨，要求袁世凯立即挂帅，到十月五日，袁世凯便宣布挂帅，出山担任北洋军统帅。随后清廷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认为李天成是一块硬骨头，需要长期军事斗争方可彻底剿灭振国军，而新生的武昌革命军和四川等地的暴民起义军，则是相对弱小的势力，清廷如果用重兵攻打振国军，那其它各省的弱势革命军，很快便会如振国军一般，渐渐成长为强势力量，所以载沣和隆裕太后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柿子要检软的捏，于是做出了分兵攻打武昌的决议，以图快速浇灭革命的火种，将武昌起义扼杀于萌芽之中。袁世凯刚刚挂帅，便根据清廷的决议，立即调集原驻北京仰山洼的陆军第一镇和京城禁卫军，和驻天津的陆军第四镇，驻山东的陆军第五镇，外加河南的第四混成协组成三军，第一军军统为荫昌，第二军军统为冯国璋，第三军军统为载涛，三军紧急调拨，朝汉口方向开进。其中的第五镇和河南混成协等清兵，原本是刚刚集结到苏南常州、南通和宜兴等地的部队，这次武昌起义突然爆发，还未站稳脚跟的清兵便立即接到了调令，调转方向朝武汉进发，对振国军所做的前期军事准备变得毫无意义。清兵大部离开之后，驻扎在常州、无锡、湖州等地的振国军第一、二、三师顿时压力大减，双方兵力对比原本为清兵五万多人，振国军三万人，清兵还准备继续增兵，而此时清兵陆续离开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只留下了宜兴一部四千人，镇江一部一万五千人，其余在南京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