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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乱臣遍地贼子 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上（第2页）

?太宗讨不孝，传檄兖州，废太子亦召成（任成），成两不应答，守境而已，人或劝之，其但曰：“宁无盛功，不可有过矣。”?

?开阳末，太宗讨不孝，时提（刘提）疾笃卧病，竟不能决策，遂惟待时势耳。?

?太宗讨不孝，废太子与太宗檄文并到，骁问其长史景正曰：“何以抉择？”正对曰：“君岂有三公之命邪？”骁对曰：“我一介武夫，何敢贪三公？”正对曰：“君藩牧吴越，都督全州，三公二台之外，几位极人臣。今太子、小狼王者，并秦家血脉，又各言据理，君既无登三公之心，何以弃此而从彼邪？若有差池，欲复求州牧，其可得乎？但守境安民，谨防山越生事，足矣。”骁从其言，遂保境而不示向背，并报书太宗与废太子，言山越窥伺，不能迁身。?

郜觉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中，对当时的局面有所介绍：

?案，时皇朝诸部，青州齐文宣公、兖州魏武庄公、交州九真武安公、凉州王平、益州刘提及骁（张骁，时为扬州刺史）并不示依从，惟圣王以雍州、明王以荆州、豫州以州牧严豫方卒而为洛阳遣使所发，得以兵助废太子。而太宗以并州精甲，从二赵幽、冀之骑士，势力甚盛，遂得克废太子。?

故而可以说，太宗能够成功“讨不孝”，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

但太宗作为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不能放纵武将势力等增长，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太宗选择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削弱武将在地方上的力量：设置节度使。

关于设置节度使，《前秦书?通纪》中记载到：

?（昌武元年）十二月，诏立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七镇，各设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以赵之扬为卢龙节度使，赵政为范阳节度使，公孙禾为雁门节度使，王平为姑臧节度使，高玉为东莱节度使（注曰：高玉者，高岁弟也，高岁往年薨，史以其德行不佳，不录于《通纪》），李忠为剑南节度使，何超为朔方节度使。斯人除何超非为州牧，缘雍州牧为圣王也，余人则各兼为州牧。?

按记载，节度使与刺史高度重合，似乎其设置并无意义，但杨聆在《军兵志》中进行了解释：

?洎乎太宗昌武中，遂思强干弱枝，乃增设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七镇，各置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权使州牧兼摄，以期徐缓图之，奈何赵氏篡逆，业力中折。?

太宗皇帝所设节度使，虽然最开始由刺史兼任，但其在权力上实现了“军政分离”，太宗的计划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使“节度使”与“刺史”非同一人，进而实现军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打击地方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倾向。只不过事与愿违，其努力由于太宗英年早逝，杨零专权，赵氏篡位，被迫中断了。

除了设置节度使之外，太宗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以增强中央或皇室的力量，以加强中央集权，包括：

1。改组禁军，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太宗在夺得皇位后，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改组，分为中军与内军，并将人数增加了一倍，设置了两名“中二千石”的禁军领将：

?太宗诛讨不孝，奉纂辰极，乃废典军校尉，分禁军为中军、内军，各增其员与旧禁军同，分设中领军、中护军，皆秩中二千石。始以陈瑞为中领军，总督中军，巡警皇城；马境为中护军，总督内军，扞保禁宫。领、护之下又有领军校尉、护军校尉，秩二千石；校尉下有中尉各二员，中千石；中尉下有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

2。使诸子孙就国，掌握地方力量。太宗对其得以幸存的诸子孙，都进行了实封，使其掌握地方力量，甚至还将扬州牧一职给了诸子中较有名才的宋公，并使较为武勇的唐公跟随协助宋公：

?昌武元年，封（秦裒）为吴国公。四年，之国，以吴郡顾途为吴国内史……昌武元年，封（秦它）为闽国公。四年，之国（笔者注：按《光宗本纪》，闽国属郡为会稽）……昌武元年，（秦玉）以嫡孙封为巴国公，四年，之国。?

?昌武元年，封（秦良）莒公。太宗欲以之为太守，晋王请曰：“儿臣不乐世务，若拜守令，恐上污父皇圣明，下负百姓安生，惟请单以王之国，谈学以终鄙志。”太宗叹曰：“此儿恐不能成事矣。”遂许晋王白衣之国。?

?昌武元年，封（秦宁）宋公，四年之国，会扬州牧张骁病卒，太宗欲树宗子于藩州，以宋王有材华，遂拜宋王为持节、都督扬州诸兵事、扬州牧。?

?昌武元年，封（秦京）舒国公，四年之国，会宋王牧扬州，太宗惧门阀士族难宋王，遂又以唐王为庐江太守，特诏以京师禁军二千人随之郡，声言备讨山寇，实则守卫江西。?

3。扶持外戚势力。“太宗还积极扶持后族，大力提拔杨氏的兄长杨零，至于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太宗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主要是以外戚势力为一支力量，试图与门阀、军阀实现权力平衡，保证秦王朝的稳定……”?

4。对于不是原本独立力量的各州（即荆州、兖州、青州、交州之外），州牧去世后，太宗大多未使其官位世袭，而是另命州牧。如益州牧刘提去世后，以李忠继任；扬州牧张骁去世后，以秦宁继任等。

5。任命从晋阳跟随入京的功臣为州牧。如任用公孙禾为并州牧，何超为雍州牧等。

但毕竟太宗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因此，太宗并未能有效有力地削弱武将集团在地方的势力，武将集团在地方上的势力仍很强大，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种子。

（二）初步形成

由于太宗皇帝的英年早逝，东秦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面对太子年龄尚小的问题，太宗皇帝不得不选择了分别代表外戚、勋贵、门阀三方势力的杨零、赵之扬、邓甫进行了托孤，并出于对妻族的信任和对势力并不强大的外戚的放心，太宗将选择杨零为托孤大臣之首。

但杨零显然缺乏才能，专权跋扈而贪图享受，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武将势力的增长与割据倾向的增强，甚至允许了益州出现刺史世袭的现象：

?延昌二年，丁父（指李晚成父亲，益州刺史李忠）尤，州中表（李晚成）为刺史。?

赵默在长期计划安排后，铲除了外戚杨氏。而赵默在铲除杨氏的过程中，与太宗“讨不孝”相同，依靠了武将势力的帮助：

?（赵默）于是数罪杨零，发死士入据京师，传檄凉州刺史王平、冀州刺史赵政、幽州刺史赵演、兖州刺史任澜，闭诸门，公卿皆赞成之。又之扬宿将重名，军中甚存威望，故京中将卒，悉听默调遣。?

因此，地方武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独立倾向也进一步增强。同时，从杨氏专权到赵氏诛杨氏，再到赵氏弑君专权，中央变动频繁，也削弱了其对地方的控制力，地方武将遂得以增强其割据倾向，以至于不听中央号令，军阀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