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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悲剧收场的长孙无忌3（第1页）

主要影响

长孙无忌在唐朝法律体系的构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他主持修定《唐律疏议》方面。这部法典不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成就，更创造性地在每个律条之后附上详细的注疏，开创了“疏在律后，律以疏存”的独特模式，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立法典范。

《唐律疏议》体现了“先存百姓”的指导思想以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立法精神宽厚平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通过这一法典，唐朝确立了一套相对完善且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为两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还对后世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宋代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以及清代的《大清律例》，均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议》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重要象征，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与公正原则，至今仍被人们所称颂和学习。

人物总评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大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历代评价

长孙无忌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其一生充满了复杂性和争议。以下是历史上不同人物对长孙无忌评价整理：

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高度评价长孙无忌，称他聪明且具备军事谋略，是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心腹，助其廓清天下，建立帝业。李世民赞赏长孙无忌不仅在开国之初便立下赫赫战功，更是在治理国家时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忠诚。他赞扬长孙无忌善于避嫌、应对迅速，认为即使放在古代也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李世民也指出长孙无忌并不擅长统领军队作战。李世民曾这样说过：“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

相比之下，吴王李恪对长孙无忌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指责他滥用权力，陷害良善，并预言他的家族将因天谴而灭亡。

许敬宗对他的评价很矛盾，一方面承认长孙无忌的智谋和威望，另一方面却将他比作历史上的奸雄，如王莽和司马懿，暗示他对权力的追求已经超越了道德界限。

吕温和刘昫的褒贬不一，前者盛赞长孙无忌为周公般的匡扶者，强调他在安定社稷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表达了对其不幸遭遇的惋惜。后者虽肯定了长孙无忌早期的政治成就，但对他在后期处理废后等问题上的表现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导致他最终悲剧性结局的原因之一。

宋祁对于长孙无忌的评价较为中肯、客观，既肯定了他与褚遂良等人在贞观年间对政局稳定的作用，也指出了高宗时期由于君主昏聩而导致的政治错误。宋祁还特别提到如果长孙无忌没有参与迫害江夏王李道宗和吴王李恪，那么他的品德可能会更加完美。

曾巩则从整体上肯定了长孙无忌作为一代名臣的地位，列举了他在房玄龄和杜如晦时期的诸多同僚，显示了当时朝廷人才济济的局面。

张唐英认为长孙无忌是冤屈的，但也怀疑这可能是对他先前行为的一种报应。范祖禹则批评了长孙无忌在接受高宗赏赐时不加拒绝的行为，认为大臣应当以义正君，而不是被利益所迷惑。

张燧和丁耀亢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长孙无忌在吴王恪案中的角色以及他最终命运背后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长孙无忌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历史规律的一部分，提醒后人要谨慎行事，以防类似的悲剧重演。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对长孙无忌有着极为严厉的评价，他认为一些无知之人或许会因为长孙无忌在稳定嫡嗣方面的作用而对其赞誉有加，但实际上，长孙无忌却是唐朝衰败的罪魁祸首。他指出，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的舅父，本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但他却因私情偏袒自己的外甥，这种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却埋下了日后大唐动荡的种子。

龚炜深入剖析了武则天之乱的根源，认为这一切始于徐世积那句“陛下家事”的轻率言论，但追根溯源，实际上是由于长孙无忌出于私心偏爱自己的外甥所致。当唐太宗决定废黜太子李承乾时，长孙无忌等人极力支持晋王李治继位，尽管太宗后来对此感到后悔，并有意改立吴王恪。然而，考虑到更换太子对国家稳定的潜在影响，这一决定并未轻易改变。李世民深知李治这个儿子的性格特点，认为吴王恪才更像自己，也更适合继承大统。然而，长孙无忌却坚决反对，就因为他意识到吴王恪并非出自长孙氏家族。最终，高宗即位后，唐朝经历了严重的内乱和耻辱。龚炜感叹道，人臣若被私心所蒙蔽，不仅危害国家，也终将自食恶果，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蔡东藩则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未能在关键时机提出正确的谏言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两位大臣在武则天入宫之初未能及时劝阻，等到要废黜王皇后时才想起采取行动，这显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蔡东藩指出，政治家应当具备预见性，提前洞察潜在危机并加以防范，而不是在事后补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这方面的失误，不仅反映了他们决策上的迟缓，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先几已昧，后悔曷追？”

以上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长孙无忌复杂的历史形象。无论是乾隆帝的尖锐指责、龚炜的历史反思，还是蔡东藩的遗憾与警示，都为我们理解这位唐朝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交织着个人情感与国家责任，他们的选择不仅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值得的思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