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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1页）

&esp;&esp;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esp;&esp;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说来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

&esp;&esp;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然而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esp;&esp;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座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霍维兹大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一个人都很快地动作，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esp;&esp;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限；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象在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esp;&esp;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一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世界末日天下众王聚集争战之处，希伯来语叫做哈米吉多顿；指世界末日一场大战。

&esp;&esp;“可是先生，我们的国民政府已经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不出这个星期，德国人就会把他们都吊死。现在只剩下华沙，可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在继续战斗。我们要知道我们能盼望什么。”斯鲁特定下心来，把这信件看了一遍。这是一些熟悉的、可怜的恳求的话，和这几个星期来华沙广播电台向法国英国广播的话一样。事实上，这位市长所讲的话也跟他在广播里讲的话风格相同。“先生，我不能肯定我能多快地把这个送出去，最近通过斯德哥尔摩，我经常遭到十二小时或者更久的耽搁。”

&esp;&esp;“我保证你立刻发送。你可以用明码发出，让全世界都知道，”市长挥着拳头，高喊着“尽管俄国人背信弃义，华沙的人民还在战斗，我们呼吁美国总统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只要他说话，盟国就会听从。他们会进军，趁现在还不晚。还是能够从背后把德国人打垮的。他们所有的兵力都在波兰。只要两个星期，盟国就能对着柏林怒吼。只要让总统说话，他们就会进军！”

&esp;&esp;“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译成密码，阁下。我觉得这样更妥当些。在半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准备发出。”

&esp;&esp;史塔钦斯基用比较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打电话到我的办

&esp;&esp;公室，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与斯德哥尔摩或者伯尔尼直接通话。”他站起来，朝房间四周看了一眼。“一块和平的绿洲。德国空军倒是尊重美国国旗。他们很聪明。这小伙子睡得真香。”

&esp;&esp;“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esp;&esp;“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个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请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

&esp;&esp;话，世界的文明还能在维斯杜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呆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esp;&esp;“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esp;&esp;“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esp;&esp;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esp;&esp;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esp;&esp;“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esp;&esp;“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一个译码职员来。

&esp;&esp;“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esp;&esp;“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呆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esp;&esp;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还到不了华沙。”

&esp;&esp;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发展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侨民撤出去。”

&esp;&esp;“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esp;&esp;“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

&esp;&esp;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之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能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esp;&esp;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象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刚毁了一半，好象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象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么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esp;&esp;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幅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留下血肉模糊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esp;&esp;“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转，指着周围的人们。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儿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esp;&esp;“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esp;&esp;“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