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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王曾 北宋连中三元的宰相诗人（第2页）

“权”

字，欲让刘太后全权掌控朝政。王曾目光如炬，严词拒绝道：“皇帝年幼，太后执掌朝政，本已是国运不佳的无奈之举。称‘权’，意在表明太后听政只是暂时的，为后世立规，此字断不可去。况且增减诏令自有章法，岂容随意破坏！”

丁谓见王曾态度坚决，又惧于他的威望，只得作罢。王曾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果敢，确保了遗诏内容符合大宋的根本利益，维护了皇权的正统性，保障了太子赵祯稳定继位。

宋真宗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北宋王朝迎来了新的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听政成为既定事实，但朝堂之上围绕权力的争夺却愈发激烈。王曾与丁谓在太后听政仪式及权力分配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王曾提议仿照东汉旧制，太后与皇帝每五日一同临朝，太后坐于皇帝右侧，垂帘听政，共同商议军国大事。他认为如此既能体现太后对皇帝的辅佐之意，又可避免太后专权，确保朝政清明。丁谓却另有盘算，他提出皇帝每月初一、十五接见大臣，遇大事由太后与皇帝召集辅臣决断，小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奏禁中，由太后

“画可”

后颁布执行。丁谓此计，意在将太后与皇帝隔开，自己则通过雷允恭掌控内外信息，进而独揽大权。

王曾一眼看穿丁谓的阴谋，痛心疾首地指出：“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

然而，丁谓仗着自己是宰相，又有太后撑腰，对王曾的反对置若罔闻。不久，雷允恭在负责真宗陵寝修建时，擅自做主将墓地往高处迁移，结果导致陵墓进水，工程一塌糊涂。王曾抓住这一契机，暗中调查，掌握了丁谓与雷允恭勾结的铁证。

王曾佯装谦卑地对丁谓说：“我老王至今尚无子嗣，想让弟弟的儿子入嗣。退朝后，请您与我一同向太后汇报，行不？”

丁谓见王曾如此低声下气，心中得意，便随口应道：“此等小事，你自行去讲便是。”

王曾心中暗喜，进宫后，他将雷允恭擅自移陵之事详细禀报太后，并直言丁谓与之勾结，包藏祸心。刘太后听闻，勃然大怒，对丁谓的信任瞬间崩塌。随后，刘太后召集内阁大臣议事，独独不通知丁谓。丁谓察觉大事不妙，匆匆赶到刘太后座前，却发现帘内空无一人，顿时方寸大乱，只得拿着手板猛敲额头，狼狈至极。几天后，诏令下达，丁谓被罢相，发配海南，抄没家产；雷允恭则被乱棍打死。王曾凭借着非凡的智谋与勇气，一举铲除了丁谓这一权臣，为朝廷除去一大害，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丁谓倒台后，王曾因功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等职，成为宋仁宗朝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他与刘太后之间的矛盾却并未因丁谓的离去而消弭。

刘太后虽非武则天般有称帝之心，但久掌朝政，难免有专权之意，对权力的掌控欲愈发强烈。王曾秉持着维护皇权、坚守祖制的原则，多次与刘太后发生冲突。刘太后欲在天安殿受尊号册，王曾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不合礼制，刘太后应在便殿受册。刘太后虽心中不悦，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王曾的建议。

后来，刘太后的姻亲、内宫都知江德明仗着刘太后的权势，干预朝政，王曾毫不留情地予以裁抑，多次在朝堂上弹劾其不法行为，令江德明威风扫地。刘太后对王曾的不满日益加深，时常在朝堂之上对他冷言冷语，诸多决策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见。

公元1029年，北宋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因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这本是一场天灾，刘太后却借机将王曾罢相，外放青州。

王曾虽被贬谪，却并未心生怨怼，他一如既往地心系百姓。在青州任上，他关心民生疾苦，轻徭薄赋，鼓励农桑，使得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为他画像、立生祠以纪念，表敬爱之情。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刘太后病故，仁宗皇帝终于亲政。王曾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再次成为宋仁宗的股肱之臣。然而，此时的朝堂之上，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与纷争。

吕夷简与王曾同朝为相，起初，二人曾携手合作，为仁宗朝的稳定与发展付出诸多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吕夷简逐渐变得专断独行，在用人、施政等诸多方面与王曾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官员任免问题上，吕夷简常常凭借个人喜好提拔亲信，排除异己，将朝廷官职视为私物，肆意安排。王曾对此极为不满，他坚持用人唯贤，认为官职乃国家公器，应为有才能、有品德之人所担任，不应成为权臣结党营私的工具。于是，王曾多次在朝堂上与吕夷简据理力争，试图纠正他的用人不当之举。

二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朝堂气氛剑拔弩张。

此外，在对待西夏战事、推行新政等诸多国家大事上，二人亦是意见不合。吕夷简主张以和为贵，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之策，以求一时安宁；王曾则认为应加强边防，整军备战，以强硬姿态应对外敌，方能保大宋边疆长治久安。在推行新政方面，吕夷简态度保守，担心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者，引发朝堂动荡；王曾却积极支持改革，认为唯有破旧立新，才能使大宋摆脱积弊，焕发生机。

由于二人矛盾日益尖锐，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了以吕夷简和王曾为首的两个阵营，士大夫们纷纷选边站队，明争暗斗，朝廷政务陷入僵局。仁宗皇帝虽多次调解，但二人积怨已深，难以调和。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仁宗皇帝无奈之下，将王曾与吕夷简同时罢相，这场持续多年的宰相之争，以两败俱伤的结局落下帷幕。

公元1038年，北宋宝元元年。王曾罹患疥症，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宋仁宗为之辍朝二日，追赠侍中，谥号“文正”。在古代，“文正”

乃文人谥号的极致，是对臣子品行、才学、功绩的最高褒奖，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王曾以其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赢得了这份殊荣，实至名归。

纵观王曾的一生，他历经三朝，两次拜相，其卓越的为政才能与深远影响贯穿于北宋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在政治领域，王曾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与果敢的决断力。真宗朝时，面对皇帝沉迷祥瑞、大兴土木之举，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痛陈利弊，尽显忠臣本色。如在玉清昭应宫修筑一事上，他力陈

“五不便”，虽触怒龙颜，却坚守正道，为国家社稷与百姓民生发声。在仁宗朝，他顾命辅政，巧妙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确保皇权平稳过渡。铲除丁谓一党时，他精心谋划，以智慧与谋略一举扭转朝堂局势，为仁宗朝的清明政治奠定基础。

用人方面，王曾独具慧眼，秉持唯才是举、公正无私的原则。他深知人才乃治国之本，不拘一格选拔贤能，范仲淹、包拯等诸多名臣皆得益于他的举荐。且他举荐人才时，从不图回报，不搞结党营私，默默为朝廷输送新鲜血液，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济济，为北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地方治理上，王曾同样政绩斐然。无论是外放应天府、青州，还是任职郓州等地，他都心系百姓，关注民生疾苦。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一系列举措使得当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在青州任上，百姓自发为他画像立祠，足见其深受百姓爱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文化领域，王曾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卓越的文学才华，为北宋文化发展添砖加瓦。他的诗词文章，如《早梅》《有物混成赋》等，气势恢宏，意境深远，展现出高超的文学造诣，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为士林所称颂，还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北宋文化的繁荣兴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他谦逊有礼，不骄不躁，面对荣誉与权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刚正不阿，敢于与邪恶势力抗争，为正义发声，即便身处困境，也绝不妥协。他去世后所获

“文正”

谥号，正是对他一生功绩与品德的至高赞誉。